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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到底有什么力量?这或许是一个意外之喜

  作者 | S博士

  “如果每个人自愿拿出1块钱,那就是13亿多……”

  类似的话,中国人常说,也喜欢说。不过,如果要追问一句:现实中到底谁做成了,或者做成了几次?立马就让人心里一沉。

  仔细想想,就会发现,这个目标其实很高。每隔一段时间,都会有网友讨论类似“每人1元捐建航母”的话题;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,也曾有人发起过全民众筹的倡议……这些想法很多根本没有落地,更别说跟目标的差距。

  现实中,过去半个世纪里,真正达成这个目标的为数不多。其中让中国人印象最深的一次,可能是2008年的“5·12汶川大地震”。

  震后半年,个人捐款总额达到458亿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,是个人捐款、个人捐款、个人捐款,不含企业、社会机构,人均36元。

  而最近的一次,就是去年的“99公益日”。这是中国迄今最大的民间公益节日,2015年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,如今已是一年一度的公益筹款盛会。2018年,“99公益日”在短短三天向社会筹款超过10亿,基本实现“平均每个中国人捐1块钱”的目标。

  当然,“公益”远不只是捐点钱,范畴也比传统意义的“做慈善”广得多。从字面上理解,公益就是对大家都好的事,是实现非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。

  从个人角度来说,国际上常用三类具体行为来衡量公益的意愿:是否捐过款,是否帮助过陌生人,是否当过志愿者。

  从社会角度来说,不管是扶贫、救灾、助学、扶弱等传统的“好事”,还是全民健康、生态环保、教育科研等“大事”,都在公益的范畴。

  2016年出台的《慈善法》规定的“慈善活动”,也同时包含了以上两个方面。

  可以说,不管是通过捐赠,还是通过社会公共服务,公益的本质就是继市场和税收后对社会资源的“第三次分配”,是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高级社会功能。

  建国后六十多年里,中国的发展目标一直是实现工业、农业、科技、国防四个现代化。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,国家最高领导人又加上了第五个,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。

  其中,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。在广义上,现代公益就约等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。

  “第五个现代化”的提出,意味着中国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。现代公益水平,也成为国家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。

  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。毕竟,提到“国家竞争力”,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GDP、军事、科技……

  公益,看不见摸不着,真有那么重要?

  01

  有一种低谷叫“信任危机”

  前不久的芯片话题,至今余热未消。公益的特征就跟芯片高度相似。

  我们知道,芯片是在有限尺寸内集纳尽可能多的晶体管,高端芯片可以容纳超过十亿。数亿晶体管被连在一起,还要确保无故障运行。这是一种相当高级和精密的连接。

  类似的,公益也是基于人和人的相互信任的、高度组织化的行为。好的公益就是要连接起尽可能多的人和组织,形成尽可能高效的社会网络。

  然而,连接人远比连接晶体管难。公益的精神内核是“志愿”,是一种更加高级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。

  看到了吧,现代公益说到底是钱、有素质有爱心的人、现代化组织流程的叠加,三者缺一不可。难不难?难!

 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,在1949年后相当长时间里,并不富裕的政府一度扛起个人与社会的几乎所有需求,但很快就不堪重负。

  公共资源不足、使用缺乏效率、响应不够及时……更重要的是,大事小事靠政府,难以激发普通人的“志愿精神”,公益也就无法长期维系。

  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逐步转向政府主导之下、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现代公益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公益迎来了一个爆发期,“希望工程”、“春蕾计划”等响亮的名字都在那时诞生。

  但从社会捐赠总量来看,民间公益的发展起初是螺旋式的上升,直到互联网时代才迎来直线上升的迅猛增长(见下图)。

  

互联网到底有什么力量?这或许是一个意外之喜

    

  2005年,中国有网民1.1亿,中国互联网协会将5月25日定为“互联网公益日”。2006年,搜狐上线中国首个公益频道。2007年,国内首个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公益基金会——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……

  彼时的互联网公益还在襁褓之中,离“连接所有人”差得远。直到2008年,一场里氏8.0级的汶川大地震,成为中国互联网公益的“成人礼”。

  灾难当头的危急时刻,政府的强大动员力和互联网的技术辐射力拧成一股绳,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空前高效地连接在一起。

  腾讯的创始人之一、腾讯公益的发起人陈一丹说过一句话,社会痛点就是公益起点。痛彻人心的灾难面前,互联网公益表现神勇。

  比如,腾讯、阿里等互联网公司纷纷开设网络快速捐赠通道,募集善款超过6000万元,成为当年的现象级事件。此外,互联网在救灾、安置等方面也发挥很大作用。因此,2008年也经常被称为“互联网公益元年”。

  然而,这种依靠强烈情感构建的连接还是不够牢固。2010年,中国民间公益的考验接踵而至。先是郭美美炫富事件重创中国红十字会,接着是筹款能力超强的河南宋基会被曝用善款放贷谋利……当年,中国社会捐款总额下滑接近五分之一。

  但令人多少有些惊讶的是,中国公益的重新振作只用了四年。

  互联网再次激活了中国公益。不过,这次是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。以新浪、腾讯、阿里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,凭借从观念到手段的全面创新,助推中国公益走出了低谷。

  02

  中国不缺爱,缺的是爱的路径

  现在回头看,汶川大地震呈现了中国公益的两面。

  一面是这样的——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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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8年,某地为汶川地震举办大型救灾募捐晚会的现场

  这是中国人曾经熟悉的场面。它热闹振奋,但容易给人留下错误印象:1、公益就是捐钱;2、公益是政府、企业和富人的事。

  现代意义上的公益绝不仅是“撒币”式的捐钱,而是一整套体系化的运作。客观方面,公益的效果决定于组织程度、管理水平以及社会动员能力;主观方面,公益还跟人的启蒙与觉悟密切相关。

  中国公益在过去鲜有表现的这一面,在汶川地震后充分展现——

  那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参与热情、奉献情怀、志愿精神。据统计,491万名志愿者直接参与了汶川地震救灾。在四川省相关部门报名的118万名志愿者中,有100万人是个人自发的志愿者。此外,来自民间组织和其他无组织的志愿者超过300万人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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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四面八方涌向汶川地震灾区的志愿者

  普通人对公益的“敬而远之”,从那一刻开始慢慢成为历史。取而代之的,是志愿精神的全面激发和社会组织的蓬勃生长:

  2005年前,民众捐款入口屈指可数 ,如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有1600多家;

  2008年,中国拥有社会组织不到30万,截止去年,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突破80万;

  2008年以前,中国几乎没有志愿者的概念,现在每年活跃志愿者超过7000万……

  拜互联网之赐,中国不需要像几百年的先行者那样慢慢寻觅,而是能踩住时代节拍,努力在观念、技术、制度方面保持全方位跟进。

  2011年春节,微博大V掀起一场“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”的公益接力。网友们碎片化的、非专业的行动,引发了全社会对儿童救助的关注。

  2014年夏天,关注渐冻症的“冰桶挑战”传入本土,再次刷新中国人对公益的认识。原来做公益可以很快乐,不必流血流泪流汗,不必一本正经、一脸严肃。统计显示,中国版“冰桶挑战”的参与者有90%为年轻人,宣示“公益新生代”的崛起。

  2015年秋天,腾讯公益发起“99公益日”,依托微信和QQ的社交流量和支付工具,把捐赠变得简单有趣。腾讯公益平台公众筹款,达到第一个1亿用了近5年,第二个1亿用了19个月,第三个1亿用了7个月,第四个1亿只用了3个月。

  运动捐步、一起捐、公益打榜……依托互联网科技,腾讯公益首创了众多“玩法”,把公益渗透到各种生活场景;日捐、月捐、零钱捐、一对一捐等,让捐赠方式有了更多选择。

  短短十余年,公益已经成为国内互联网平台的“标配”,而“人人公益”也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国现象。截至2019年5月,仅腾讯公益平台的捐款人次就超过2.3亿,微信运动捐步人次接近10亿,近万个公益组织活跃在腾讯公益的平台上……

  2019年4月,民政部在一篇官方通稿中高度评价这些创新称:初步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互联网慈善的“中国样本”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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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8年,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款总额超过31.7亿元。其中腾讯公益平台一家筹款17.25亿元,超过其他19家的总和

  在当下中国,一件事如果能够和“指尖”紧密结合,那就成功了一大半。互联网公益就是个好例子。“指尖”让连接的成本趋近于零,公众教育得以在潜移默化中完成。更重要的是,这种连接几乎没有边界,没有盲点。

  借助互联网,普通人用一次“点击捐赠”,就能把善心传递到遥远的乡村。据粗略统计,腾讯公益平台累计超过5万个筹款项目中,有超过90%为扶贫和乡村议题。

  除促进社会捐赠外,一个叫“为村”的项目从另个角度证明了“连接”的力量。这个项目腾讯已经做了十年,前身是腾讯基金会2009年发起的“筑梦新乡村”计划。

  过去曾有人说,农村是“中国互联网的盲点”。他们分析说,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乡村的整体性衰落 ,制造了回不去的故乡。而“为村”项目却证明,有心就可以带来改变。

  看起来,“为村”的形式非常简单,就是为每个村开设一个功能升级的微信公众号,让在家和在外的村民都能入驻,为村庄连接情感、连接信息、连接财富。起初,“为村”只是不想让乡村被现代化隔绝,随着连接的深入,渐渐变成一个改善乡村治理的样本 。

  如今,“为村”平台覆盖了全国28个省区,认证村民超过234万。在这个“数字村”里,村务公开、培训、看新闻、做生意、甚至联络感情,都在一触之间。

  借助互联网科技,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度“落伍”的乡村,得以打通内外连接,提升治理水平。

  开国领导人说过,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。显然,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,中国就很难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全面现代化。

  这或许是中国激活互联网公益的一个意外之喜。这是一股传统国家治理从未体验过的强大力量,一股穿透城市与乡村的力量。

  03

  一条需要无比耐心的路

  毋庸讳言,中国公益的成长也难免遭遇丑闻与质疑。

  2016年,一篇《罗一笑,你给我站住》的网文刷屏。这篇父亲感念女儿得白血病的 性情文字,一时间引得全国网民慷慨解囊,捐款很快超过两百万元。

  事后证明,尽管女儿的病情真实,但文章本身涉嫌部分隐瞒,主动参与网络营销。最终,全民关爱变成全民声讨,所有捐款被原路退回。

  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公益事件。

  一方面,它证明了社会互助的强大基础,证明了中国人对公益的接受程度,也再次证明了互联网科技的有效性,甚至还显示了互联网公益的透明、监督与纠错能力。

  但另一方面,它也提出了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:公益的制度完善必须提速,中国也许无法承受另一个“郭美美事件”。

  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改变永远是最难的,比数字的增长难得多。

  说起西方人的慈善观,绕不开熏陶了两千多年的“富罪文化”。拥有财富却不奉献就会被认为是“有罪”。别管有没有逻辑,这种文化理念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深入人心。

  比如,早在16世纪中期,英国出现了设立慈善机构的高潮。彼时的伦敦,慈善捐助者中商人的数量占比36%,所捐财物占总数的56%。

  但在现代社会中,公益越来越具有“公共品”的属性,越来越仰赖市场经济下的专业分工和法治保障。

  举例来说,英国16世纪出台《济贫法》等一系列济贫法案,走的是“强政府”的路线。美国迄今没有统一的慈善法,但民间组织异常发达,形成“强社会参与”的格局。

 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,中国也加快了公益慈善领域的立法。尤其是,2016年9月出台《慈善法》。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公益慈善领域的基础性、综合性法律。

  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,现代公益制度和文化的完善是一个漫长过程。中国公益要实现“后来居上”,还需两手抓两手硬:一手是技术,一手是制度。

  技术方面,中国互联网公益的作用已经非常显著,尤其是在“人人可公益”理念的宣传和教育方面。在促进制度完善方面,互联网公益也有很多有趣的探索。

  举例来说,腾讯公益平台2017年上线“透明度”组件。公益组织要在平台上筹款,必须按照规则,严格披露财务情况,包括捐赠收入和执行支出等。不仅如此,公益组织还要及时向捐赠人反馈项目进展。

  透明度是建立信任的基础。对捐赠人而言,每次点击“我要捐款”,收获的不止是一时的自我感动,更是对公益的持续关注。这正是理性公益的开始。

  2018年“99公益日”,腾讯公益又推出了“捐款冷静器”组件。点击捐赠后,平台会弹出一个透明度提示,提醒捐赠人再次了解项目信息。

  事实证明,这种“自我约束”并没有冷却爱心;2019年一季度,项目复捐率比2018同比提升了8.4%。这也让人对中国的捐赠人群体更有信心。

  互联网公益发展已逾十年,新的“槛”横在面前。中国的网民人数基本见顶,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殆尽。加上经济下行周期到来,中国公益面临的新考验刚刚开始。

  

互联网到底有什么力量?这或许是一个意外之喜

    

  还是来看数据。2018年,中国的人均GDP正坚定迈进世界银行所划定的“高收入国家”行列。但,全国社会捐赠总额增速近年来逐年放缓。捐赠来源上,个人的捐赠仅占20%左右,也从侧面反映出“人人公益”的提升空间和难度。

  在各种“现代化”的提法中,“人的现代化”从来都是最难的。但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成就和价值,也正在于此。

  当“对所有人都好”不再只是政府的事,而是人人可参与、能参与、乐参与的事,自我的改变终将推动社会和国家治理的进化。

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中国明确提出“四个现代化”,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显著进展。2013年,“四个现代化”升级为“五个现代化”,为中国全面现代化的长征“接”上了也许是最难的一段路程。

  这是中国必须走完的一段长征。互联网公益有望成为最重要的助推器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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